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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标题:“让我养牛脱贫,你得给我工钱”脱贫到底是谁的事?
脱贫是谁的事?
是贫困户的事,是政府的事,是全社会的事,但归根结底,还是贫困户自己的事。
然而半月谈记者最近在多个贫困县调研了解到,随着越来越多的贫困户脱贫摘帽,脱贫攻坚开始进入“深水区”,部分贫困户精神贫困问题日益凸显,“我要脱贫”异化为“要我脱贫”,脱贫主动性、主体性不强,成为脱贫攻坚的硬骨头。
几乎免费的新居,有贫困户不想要
对于生活在“一方水土养不了一方人”地方的人们,易地扶贫搬迁是“拔穷根”之举。
在许多省区,贫困人口易地扶贫搬迁的补助标准,少则每人上万元,多则每人两三万元,几乎是免费送给贫困户一套新居,就是这样一件“天上掉馅饼”的好事,在一些地方,要做通贫困户的思想工作,做到自愿搬迁,也非易事。
24岁的瑶族青年蒙志见生活在广西大化瑶族自治县七百弄乡,中国最贫困的角落之一。
全乡石漠化严重,缺水缺地。
联合国粮农组织的官员考察后认为,这是除了沙漠以外最不适合人类居住的地方。这里,有约2万人生活,其中近一半是贫困人口。
蒙志见家所在的弄根屯至今不通路。
记者沿着崎岖不平的山路攀爬了一个多小时,翻过2座山头,才到达屯里。
屯里清一色的破旧木房子,有的村民屋内的陈设简陋到只有一张床、一个桌子、几个凳子。距离最近的小学也要走几公里的山路。
蒙志见身材矮小,一把砍柴的弯刀挂在腰间。
他的话很少,不问不答,小学毕业后辍学,十几岁就到东部沿海地区务工。
前段时间因父亲病重,他不得不回到家中。按照规划,2017年弄根屯将整屯搬迁到山下的公路边,但是蒙志见对于要不要搬迁还在犹豫。
“搬出去,以后你的孩子可以读书,你父亲看病也更加方便,政府白送你价值七八万元的新居,为什么不搬呢?”记者问。
“出去后,买青菜都要花钱,在这里我多少可以在山坡上种点玉米。再说孩子属于大山,多生点,能留下几个是几个。”蒙志见说。
但当记者告诉他,如果不搬出去,他可能像许多贫困村的光棍一样,永远找不到媳妇时,蒙志见陷入了沉思。
宁愿窝在山旮旯,也不外出务工
对许多贫困户来说,外出务工是他们改变贫困面貌的最有效、最直接的手段,一个贫困家庭若有一到两个劳动力外出务工,这个家庭的生活状况很快就能得到改善,因此许多地方政府都将劳务输出作为帮助贫困户增收的重要手段之一。
但是在采访中,记者发现有这样一个群体,他们年纪轻轻,身体健康,可宁愿守着“鸟不拉屎”的山旮旯也不外出务工,“读书少、没有技能、不会说普通话”是他们普遍的身份标签,这使得他们更愿意守着大山。
位于中越边境的广西龙州县上金乡陇门、陇€€、器鸟3个屯至今不通车,其中最远的器鸟屯要步行3个小时的山路,最近的陇门屯也要步行2个小时的山路。
记者攀爬不到1个小时,已经汗流浃背,这时恰遇贫困群众黄国平下山买大米。和很多老弱病残的贫困群众不同,42岁的黄国平,身体健康,正值壮年,但至今仍是光棍,家里还有两个30多岁的弟弟,也是光棍,全家五口人吃低保。
“为什么不外出务工呢?挣钱又多,说不定还能找到媳妇。”记者问。
“没读过书,不好找工作。”黄国平说,两个弟弟也只读到小学,目前全家人靠种地、养牛生活,平常十几天下一次山,买点油盐米等生活必需品。因为屯里太偏僻,没有姑娘愿意嫁进来。
大化瑶族自治县雅龙乡盘兔村是个贫困村。51岁的村民韦建展,并不忧虑自己的贫困现状,他在外人面前更喜欢说自己生了4个儿子,比父亲多,比爷爷多,比爷爷的父亲也多
当地乡党委书记努力寻找企业,为村里50岁以上的闲置劳动力搭建务工平台,像韦建展这样身体健康的中年人至少可以做做物流配送。
对于这个就业机会,韦建展想了想说:“吃惯了玉米。外面的大米,我吃不惯
脱贫是谁的事?是贫困户的事,是政府的事,是全社会的事,但归根结底,还是贫困户自己的事。
然而记者最近在多个贫困县调研了解到,随着越来越多的贫困户脱贫摘帽,脱贫攻坚开始进入“深水区”,部分贫困户精神贫困问题日益凸显,“我要脱贫”异化为“要我脱贫”,脱贫主动性、主体性不强,成为脱贫攻坚的硬骨头。
几乎免费的新居,有贫困户不想要
对于生活在“一方水土养不了一方人”地方的人们,易地扶贫搬迁是“拔穷根”之举。
在许多省区,贫困人口易地扶贫搬迁的补助标准,少则每人上万元,多则每人两三万元,几乎是免费送给贫困户一套新居,就是这样一件“天上掉馅饼”的好事,在一些地方,要做通贫困户的思想工作,做到自愿搬迁,也非易事。
24岁的瑶族青年蒙志见生活在广西大化瑶族自治县七百弄乡,中国最贫困的角落之一。
全乡石漠化严重,缺水缺地。
联合国粮农组织的官员考察后认为,这是除了沙漠以外最不适合人类居住的地方。这里,有约2万人生活,其中近一半是贫困人口。
蒙志见家所在的弄根屯至今不通路。
记者沿着崎岖不平的山路攀爬了一个多小时,翻过2座山头,才到达屯里。
屯里清一色的破旧木房子,有的村民屋内的陈设简陋到只有一张床、一个桌子、几个凳子。距离最近的小学也要走几公里的山路。
蒙志见身材矮小,一把砍柴的弯刀挂在腰间。
他的话很少,不问不答,小学毕业后辍学,十几岁就到东部沿海地区务工。
前段时间因父亲病重,他不得不回到家中。按照规划,2017年弄根屯将整屯搬迁到山下的公路边,但是蒙志见对于要不要搬迁还在犹豫。
“搬出去,以后你的孩子可以读书,你父亲看病也更加方便,政府白送你价值七八万元的新居,为什么不搬呢?”记者问。
“出去后,买青菜都要花钱,在这里我多少可以在山坡上种点玉米。再说孩子属于大山,多生点,能留下几个是几个。”蒙志见说。
但当记者告诉他,如果不搬出去,他可能像许多贫困村的光棍一样,永远找不到媳妇时,蒙志见陷入了沉思。
宁愿窝在山旮旯,也不外出务工
对许多贫困户来说,外出务工是他们改变贫困面貌的最有效、最直接的手段,一个贫困家庭若有一到两个劳动力外出务工,这个家庭的生活状况很快就能得到改善,因此许多地方政府都将劳务输出作为帮助贫困户增收的重要手段之一。
但是在采访中,记者发现有这样一个群体,他们年纪轻轻,身体健康,可宁愿守着“鸟不拉屎”的山旮旯也不外出务工,“读书少、没有技能、不会说普通话”是他们普遍的身份标签,这使得他们更愿意守着大山。
位于中越边境的广西龙州县上金乡陇门、陇€€、器鸟3个屯至今不通车,其中最远的器鸟屯要步行3个小时的山路,最近的陇门屯也要步行2个小时的山路。
记者攀爬不到1个小时,已经汗流浃背,这时恰遇贫困群众黄国平下山买大米。和很多老弱病残的贫困群众不同,42岁的黄国平,身体健康,正值壮年,但至今仍是光棍,家里还有两个30多岁的弟弟,也是光棍,全家五口人吃低保。
“为什么不外出务工呢?挣钱又多,说不定还能找到媳妇。”记者问。
“没读过书,不好找工作。”黄国平说,两个弟弟也只读到小学,目前全家人靠种地、养牛生活,平常十几天下一次山,买点油盐米等生活必需品。因为屯里太偏僻,没有姑娘愿意嫁进来。
大化瑶族自治县雅龙乡盘兔村是个贫困村。51岁的村民韦建展,并不忧虑自己的贫困现状,他在外人面前更喜欢说自己生了4个儿子,比父亲多,比爷爷多,比爷爷的父亲也多。
当地乡党委书记努力寻找企业,为村里50岁以上的闲置劳动力搭建务工平台,像韦建展这样身体健康的中年人至少可以做做物流配送。
对于这个就业机会,韦建展想了想说:“吃惯了玉米。外面的大米,我吃不惯。”
“你让我发展产业,你得给我兜底”
产业扶贫是脱贫攻坚的根本出路,关系到脱贫的稳定性和可持续性。而发展产业就要经受市场考验。
一些贫困户本能地畏惧市场,对扶贫产业充满疑虑,缺少闯劲,只想干只赚不赔的生意,甚至有“你让我发展产业,你得给我兜底”的想法。
“贫困户总担心赔了,啥都不愿养。”一个贫困县的驻村帮扶干部告诉记者,以前贫困农户抱怨政府帮扶少,实施精准扶贫后,产业扶持资金、政府贴息贷款等资金扶持政策都有了,可部分贫困户还是不愿发展养殖。
干部入户动员,农户反问“猪生病了怎么办?要是死了你赔吗?”问得干部哑口无言。这位干部说:“有的贫困户愿意养牛,却向扶贫干部要饲料和工钱,觉得搞养殖是政府的要求。”
“我不会养鸡的,有一家养鸡死了好多。”贫困户秦洪宽坐在自家破旧的木房子前,大口吸着烟,望着远处连绵光秃的石山,语气平淡地对记者说。
为让贫困户有稳定收入,该村发动贫困户养鸡,鸡出栏后给一定的补助,然而秦洪宽并不感兴趣,他担心鸡生病会赔钱。
他看到屯里一户人家养的鸡生了病,却没有看到他的邻居何桂节夫妇养了300多只鸡,长势良好。而因为贫困,十几年前秦洪宽的妻子外出务工再也没有回来。
不少基层扶贫干部告诉记者,为防止扶贫资金打水漂,一些地方是以奖代补,也就是贫困户“干了才有补助”,但是一些贫困户却是“给钱我才干”,甚至“给钱我也不干”,良苦用心的政策设计无奈“水土不服”。
“在我们这个地方,一个乡镇干部要联系十几户贫困户,若遇到几户这样的,真是贫困户脱贫,干部‘脱皮’。”一位基层扶贫干部说。
一些贫困户安于贫穷,他们习惯于在贫穷中熬日子,觉得自己这辈子“就这样了”,觉得周围人“也都是这样”,得过且过,脱贫不脱贫无所谓。
记者曾经在一个偏远村屯采访,这里背靠草木丰茂的大山,适合发展养殖。
帮扶单位给屯里贫困群众每户送来1公4母“一窝羊”。正常情况下,每只母羊2年后能生几只羊崽,养殖规模会逐渐扩大。过了一段时间,帮扶单位回访时,发现不少羊被吃掉了。
负责这件事情的一位帮扶干部无奈地说,一些贫困户习惯了贫穷,对于脱贫致富不急切、不上心。
“我们到贫困户家里,有时还是上午,有人就已喝得酩酊大醉。这是一个对幸福感认知不同的问题吗?我们也很困惑。”一个贫困县扶贫办主任如此对记者说。
评论:让观望者奋起,让畏惧者前行
扶贫攻坚越往后,越是难啃的硬骨头。精神贫困,更是硬骨头中的硬骨头。
缺乏信心、怕担风险、不愿尝试、安于现状……这些都是精神贫困的表现,而其根源,可能是能力素质、意志品质、文化心理、风俗习惯等。随着脱贫攻坚向纵深推进,精神贫困所构成的障碍正在逐渐凸显。
“志不立,天下无可成之事。”某种程度上,精神贫困比物质贫困更可怕、更难破。
当“等靠要”成了路径依赖,当“没盼头”成了生活常态,当贫困群众成了局外人、旁观者,再多的资金、再好的政策,效果也会打折扣。
即便靠资源堆积暂时脱了贫,也只能管一时,不能管长久,甚至还会陷入“因穷而要,因要而懒,因懒而穷”的恶性循环。
怎么破?
要坚持扶贫同扶智、扶志相结合,注重激发贫困地区和贫困群众脱贫致富的内在活力,注重提高贫困地区和贫困群众的自我发展能力。
要改进工作方式方法,多采用生产奖补、劳务补助、以工代赈等机制,教育和引导贫困群众通过自己的辛勤劳动脱贫致富。
可见,面对精神贫困,还是要从政策措施上求变化,从干部身上想办法,不能简单把责任推给贫困群众。扶贫干部要树立正确的“扶贫观”,摒弃“速效”思想,找准病根对症下药,既不落下一户、不落下一人,又要用好政策,稳扎稳打,实现真脱贫。
一些长期奋斗在脱贫攻坚一线的基层干部认为,破除精神贫困,让观望者奋起,让畏惧者前行,关键还得靠干部。
扶贫干部要切实走群众路线,与贫困户交朋友,真心实意去扶贫,促使其思想转变、认识提升。思想上的问题解决了,精神上的包袱放下了,奔向富裕幸福的路才会更通畅。 (转自人民网)